有「臺灣魯迅」之稱的新文學之父──賴和與魯迅筆下小人物的共通性

《109年8-9月<br>阿Q正傳》有「臺灣魯迅」之稱的新文學之父──賴和與魯迅筆下小人物的共通性
109年8-9月
阿Q正傳

作者/林韋聿
中國作家魯迅和臺灣作家賴和兩人時代接近,同樣具有醫學背景,也同樣致力於用白話文寫作,在文學作品中都呈現了對民族認同以及底層社會的關懷,當時的文學家楊守愚曾經將兩者相提並論。
被稱作臺灣現代文學之父的賴和生於1894年,小時候接受過完整的漢文教育,之後才在日本教育體系中求學。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即開始行醫生活,先後在臺北、嘉義、廈門的醫院任職,最後回到故鄉彰化開設醫院。行醫之餘,賴和積極從事社會參與、寫作,賴和作品中最廣為人知的大概就是收錄於教科書中,描寫貧苦農人秦得參的〈一桿稱仔〉。
在〈一桿稱仔〉和〈阿Q正傳〉兩篇小說中,同樣能夠感受到,在世界快速變化的同時,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無力迎向轉變,只能迎接命運的無奈。
〈一桿稱仔〉是賴和繼〈鬥鬧熱〉後發表的第二篇小說,刊登在1926年的《臺灣民報》上。身為佃農後代的秦得參,因為製糖會社的競爭而租不到田地耕作,只能打打零工。在年關將近時,他轉作菜販,賣菜的生意起初不錯,不過遇上索賄不成的巡警,不僅借來的稱仔被折斷,還被迫入獄,最後走上了不可回頭的命運。
魯迅筆下的阿Q和賴和小說中的秦得參,兩人都是無權無勢無財的人,都面臨新舊變化的時期,對於法律都一竅不通。最終,兩人一起走入了慘澹的結局。
阿Q面臨著新舊交替之際的清末民初,許多西方事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到最後連政權都換了。什麼都不懂的阿Q偏偏喜歡不懂裝懂,他可能始終不懂到底什麼是革命、革命黨、造反,只是把這些新穎的話題掛在嘴邊。然而,他在面對權勢時,完全無力抗衡,只能按照對方所言去做,最後在莫名其妙之下,簽了字、畫了押,成為趙家搶案中的替死鬼。臨死之前,他可能還不清楚自己到底為什麼會走進刑場。
秦得參所面臨的時代轉變則是日治初期,因為政府的製糖政策以及製糖會社,秦得參無法租到田,只能去當長工。在當菜販時,也因為巡警找碴而被刁難,無從辯駁,最後因違反度量衡法則被迫入獄。
阿Q在衙門的審問以及秦得參面對巡警尋釁時,同樣展現了庶民在面對官方的權威時,手無寸鐵的情況。當外在的世界迅速更替時,位處底層的百姓,不一定能夠迅速反應,這也是很多時候,政府和民眾之間會形成代溝的原因。就像不識字的阿Q簽下認罪書以及秦得參面對處分時有理說不清,魯迅和賴和筆下的小人物都為我們作出示範了,這就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悲歌。
然而,同樣是弱勢族群,阿Q和秦得參還是有些許不同。阿Q的個性比較接近直接或是直率,比如直接向趙太爺家的女僕──吳媽示愛,「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或是傲然的說出他在竊盜集團中只是一個不能上牆,也不能進洞的小角色,只負責在洞外接東西,而且聽到裡面大嚷立刻直接丟下集團的其他人,跑回未莊。這些部分,他完全沒有絲毫隱瞞,直接對他人侃侃而談。
秦得參則是不懂變通的耿直。在面對巡警索賄時,他沒有顧慮到得罪巡警的後果,而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不願意將自己的財產平白給巡警。他的耿直也反應在隔天在街上再次遇到巡警時,當巡警質問「畜牲,昨天跑到那兒去?」時,他直接回嘴「怎得隨便罵人?」絲毫沒有記取昨天其他攤販看到他被找碴後給他的提醒,只在意巡警恣意罵人,並堅定地認為自己受到冤屈,完全沒有考慮到事情的因果關係。
除此之外,在〈阿Q正傳〉和〈一桿秤子〉當中還有個差異就是民族問題。〈一桿秤子〉中點出殖民社會當中族群不平等的現象,日本人占多數的警察常常欺壓良民予取予求,在日本政策的支持下財大氣粗的製糖株式會社會透過提高租稅而得到租佃權,影響到本地佃農生計。〈阿Q正傳〉當中就沒有討論到類似的議題。
綜觀兩篇小說的內容,中國的魯迅以及臺灣的賴和,不約而同地觀察到了社會當中的人生百態,一筆一筆刻劃出小人物難以向外人言明的辛酸。他們選擇透過文學,道盡時代巨輪下小人物的悲歡,不僅提醒著我們勿忘世上苦人多,也利用文學的力量,希望能一點一點改變這個不公平的社會,扭轉階級造成的悲歌。
(本文經故事StoryStudio編輯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