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屑導航

從倫敦到臺灣，背負各種異樣眼光的「三明治人」歷史

作者／陳韋聿Emery

你一定看過房地產廣告的舉牌工──那些站在大馬路邊忍受著日曬雨淋，長時間守著一塊大型看板，只為掙得微薄薪資的底層勞動者。大約在十幾年前，舉牌工漸漸出現在全臺各地，特別是在那些新建案不斷湧現的重劃區，總是可以見到這群人默默看顧著廣告招牌的孤獨身影。
　
事實上，以低薪僱請勞工，讓他們拿著廣告牌子在街上站立或遊走，這樣的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老早便已存在。

19世紀初期剛剛經歷過工業革命的英國倫敦，整座城市的工商業發展空前繁榮，各類店家、各種商品都爭著要透過廣告曝光，於是大街小巷都被貼滿了宣傳海報。不過，印刷海報除了要面對政府課稅的問題，更麻煩的是這類廣告實在多不勝數，貼在牆上，很快會被其他廣告給淹沒，不見得是個好主意。

所以更好的做法是什麼呢？資本家很快想到了新的點子，就是乾脆雇用一群人，把廣告擺在他們身上，然後讓這些人體看板（human billboard）在城市裡走過來、晃過去。這種四處移動的廣告，效果當然要比定點張貼的海報好上許多，一下子便掀起流行。

特別在1839年，當倫敦警察廳開始禁止在私人房產上頭亂貼海報以後，人體看板的數量更是一夕暴增。當時的倫敦，大約也像今天的臺北一樣，到處都能看見那些被僱用為臨時廣告工具的勞動者吧。

為了盡可能擴大這些人體看板的廣告面積，很快便有人設計出穿戴在身體上的A字板。揹著這種道具的勞工，活像是被兩片吐司麵包給夾住一樣，著名的英國文學家狄更斯便為這群人創造了一個形象化的綽號，即所謂的「三明治人」（”sandwich man”）。

活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狄更斯，見證了人體看板在倫敦的誕生與流行。身為一個始終關懷庶民生活的作家，他想必也會對那些鎮日揹著廣告看板、只為了領取微薄工資的勞動者，寄予深刻的同情吧。

如同現代臺灣的舉牌人，在19世紀的倫敦，當個「三明治人」的待遇，總之是不會太好。這類臨時性質的低薪工作，所招募的受雇者，多半是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一群人。他們通常亟需固定的收入來源，因而只能暫時屈就於這樣的苦差事。

有些時候，他們還得忍受雇主的額外要求，將自己打扮成各種各樣的花俏造型，只為了吸引群眾目光，達到更大的廣告效益。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各種以「三明治人」為主題的圖像描繪，總是表達出一種陰鬱、失落與挫折的感覺。

發生在19世紀倫敦的這些故事，距離身在臺灣的我們，似乎有些遙遠，但實際上，這些身影也飄洋過海到臺灣，成為上世代人的時代記憶。在臺灣文學家黃春明出版於1969年的寫實主義小說《兒子的大玩偶》中，故事裡的主角坤樹，正是一個將自己打扮成小丑的「三明治人」，而他的境遇，其實與一百多年前英國倫敦的那些勞工，根本相去無幾。

在黃春明創作這篇小說的1960年代末，臺灣的經濟正要步入高速成長時期，國民所得穩定提升，老百姓有了更強的消費能力，商業廣告的需求也就跟著出現了。大致是在這樣的時代脈絡底下，小說裡的坤樹選擇向鎮上一家新開的戲院毛遂自薦，做他們的「三明治人」。

不過，這個提案卻使他嘗遍苦楚，作者仔細鋪敘了坤樹在這份「枯燥和可笑」的工作當中所遭受的身心創傷，也使我們不禁要問：工作究竟是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更好，或者是把他變得更加糟糕呢？

至少在坤樹的例子裡面，這「不是人幹的」職業，使他失去了在別人面前的尊嚴，也失去了對未來的想望。當然，總還是有一些「好工作」，是令普遍的人們感到體面、榮譽並且能夠保障生活的。比如在小說當中，那些從「工業地區走出來的人」，就令坤樹感到無比欽羨，然而他總是被拒絕在門外，只能孤獨地困守在社會邊緣。
　
實際上，與坤樹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臺灣人，求職的環境確實變得更好了。那是1960年代，出口導向政策的影響，使得整座島嶼的工業生產能力逐漸壯大起來。「加工出口區」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城市裡頭也蓋起了更多的工廠，吸引了鄉村人口前來尋找就業機會。
　
之後，隨著經濟發達與產業轉型，更多前所未見的職業，開始逐一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比如1970年代初期，汽車業務、室內設計、工程顧問……這些今天聽起來並不稀奇的工作，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都還是所謂的「新興行業」。再過十年，公關公司、徵信社、大樓清潔、文件快遞……等等，又陸續成為新的工作選擇。
　
但無論如何，所有這些職涯發展的機會，都並非小說裡的坤樹所能企及。當個「三明治人」，已是他所能設想到最好的一條出路。儘管坤樹對於自己不被接納的理由「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但閱讀故事的讀者全都明白：這個出身寒微、目不識丁的底層勞動者，其實就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拒在外的邊緣人。人們看待他的目光很少顯露出同情，有的人甚至像小說裡的鄉公所職員一樣，直白地表露出他們的冷漠甚至鄙夷。

相對於1960年代，生活在現代臺灣的我們，擁有更平等的教育機會、更多元的職業選擇。今天，打開人力銀行網站，表列在上頭的各種工作，都有可能應許我們一個理想的未來。

然而，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在2020年的臺灣，仍有許多扛著看板的舉牌人，生存在社會邊緣，忍受著普遍低落的勞動條件。某種程度上，他們或許也像小說裡的坤樹、甚至是一百多年前在倫敦街頭討生活的那些「三明治人」一樣，面對著難以突圍的困境。

工作真的會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更好嗎？我們或許都會有自己的選擇與答案。但在作答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先看向那些並不擁有那麼多選項的人們，並且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思考我們原先的答案。